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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学家竺可桢(1890—14年)

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，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，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。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，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，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，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，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，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。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，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***。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，真正做到了鞠躬尽，呕心呖血，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、教育家的一面旗帜，气象学界、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。

竺可桢字藕舫，浙江省绍兴市人。于1890年出生在东关镇一个普通家庭里。他的大哥是一位从事语文教学的秀才。在家庭的影响下，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，学习十分勤苦。中学阶段，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，后又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。由于他学习努力，成绩卓著，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。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，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。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。哈佛大学求实崇新、自由探讨的学风，给他深刻影响。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，时年28岁。他怀着“科学救国”的理想，回到了祖国，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。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，次年，学校改称东南大学，在竺可桢主持下，建立了地学系，下设地理、气象、地质、矿物四个专业，并新任系主任。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。1927年学校又改名中央大学。在此期间，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，主持日常行政工作；一面教授地学通论。气候学，气象学等课程，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。张宝堃、吕炯、黄厦千、沈孝凰、胡焕庸等，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。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，做了大量宣传工作。

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，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。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，定期观测温度、湿度、气压、雨量、日照等项目。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。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。

1927年北代胜利，筹建中央研究院，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，分设天文、气象两研究所，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，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。这时的气象研究所，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，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。竺可桢白手起家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，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，提出了《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书》在十年的时间内，全国建立气台10处，测候处150处，雨量测候所1000处。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，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，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祥地，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。在此期间，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，拟订了《气象观测实施规程》，统一了观测时制、电码型式、风力等级标准、天气现象的编码等，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。先后出版了《中国之雨量》、《中国之温度》、《中国气候资料》以及《气象月报》、《气象季刊》、《气象年报》等。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。

1936年4月，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，历时13年。他以“求是”为校训，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，必须培养“合乎今日的需要”的“有用的专门人才”的进步主张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团结全校师生，携带图书仪器，先后经浙江建德，江西吉安、泰和，广西宜山等地，于1939年底迁至贵州省遵义和湄潭。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，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，并为当地群众服务。在民主爱国的中，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，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。办学中，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，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，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，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。

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，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，积极准备迎接解放。同时电告国民党，坚决拒绝迁往台湾。他一个人隐居上海，闭户谢客，迎接解放。解放后，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、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、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、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、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等职务。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
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，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，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。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，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，进行定位观测，建立实验室，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，综合运用生物、物理、化学、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。

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，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。他多次指出：要合理开发自然，发展国民经济，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。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提供科学依据。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的基本特征与数量、质量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。早在解放初期，他就急国家之所急，积极投身于海南岛、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。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。为治理黄河，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。此后，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，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。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；其二是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、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；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的研究；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的考察研究。在他的支持下。仅 1956—1957年两年间，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。它们是：黑龙江综合考察队，新疆综合考察队，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综合考察队。长江、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，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。此外，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，南水北调考察队等。到他去世时为止，在他领导下，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，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，1万多人次。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，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。

竺可桢热情地倡导和组织了中国自然区划、中国农业区划、中国国家地图集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。在他的建议下，设立了国家海洋局、国家测绘总局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。他关心地质、地震、古生物、土壤、植物、动物、遗传、生理等学科的发展。他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，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，比作科学的两翼，并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，仍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，宣传科学知识。

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，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，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，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，提出了创造性意见。他认为：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，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。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、水圈、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，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、发展、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、相互转换的科学。我国的地理学，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，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，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，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《中国气候区域论》，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。1958年他发表了《中国亚热带》一文，指出：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，也不应将华北各地、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。他说：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：即冬日微寒，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。每年冬季，虽有冰雪，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。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。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，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。他的见解，得到学术界的公认。

竺可桢在气象气候学研究中的成就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。他早年就从事台风和东亚季风的研究，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中，更有着卓越的贡献。他持之以恒，锲而不舍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研究了大量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及中外文献，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。1961年他撰写了《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》，12年他又发表了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》等学术论文。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、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、世界高山冰川后退、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，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，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、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，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“小冰期”相一致。最后指出：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，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。后一篇论文，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，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，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，以及考古的成果、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，进行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研究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。文章指出：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，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℃，一月温度约3—5℃；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，幅度大致在1—2℃，每次波的周期，历时约400年至800年；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、公元400年、1200年和1700年；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，又有周期为50—100年的小循不，温度变动的幅度0.5—1℃；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，但每一最冷时期，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，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。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，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。这项研究，博大精深，严谨缜密，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。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：“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，分量之重，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，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。”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：“在气候学的历史中，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。……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，他所发表的论文，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。”

在气象科学研究中，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。早在1922年，他就发表过《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》的学术论文。1964年他又发表了《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》，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，以太阳辐射总量、温度、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，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，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，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，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。这篇论文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，竺可桢也因之受到的接见。

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。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。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《物候学》出版。内容丰富，文字通俗，，普及了物候学知识，提倡因地制宜，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。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。

竺可桢热爱中国***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，1962年6月他以七十二岁高龄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***，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。他品德高尚，大公无私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；他治学严谨，精益求精，持之以恒，实事求是；他关心青年，奖掖后进，待人诚恳，平易近人；他工作深入，认真细致，鞠躬尽瘁，艰苦奋斗；他坚持原则，追求真理，不畏强御，刚直不阿；他勤奋好学，联系实际，锲尔不舍，始终如一。他不仅在创建近代地理学和气象气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，他追求真理、公而忘私的精神，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，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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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，浙江绍兴都出了哪些大人物？

绍兴市气象台2014年5月26日10:30发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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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颐(1840～1895)，初名润，字次远，号小楼，后改字伯年。清绍兴山阴人。父鹤声，善工丹青。幼年就得到其父指授。咸丰三年(1853)赴上海扇庄学徒，后得任熊、任薰教授，初显画名。十一年，太平军入浙东，攻克绍兴，则参加太平军，充旗手。太平军败后，移居宁波，隐于民间，重操画笔，结识画家任渭长。中年以后定居上海，以卖画为生。1884年，小刀会在上海起义，为小刀会“点春堂”作“观刀图”，颇具影响。先后结交当时书画名家吴昌硕、蒲华、王秋年、蒋石鹤、吴友如等。画法师承陈洪绶、华岩，又受八大山人朱耷影响，擅画花鸟山水、人物。重写生，钩勒、点簇、泼墨交互施用，别具一格；赋色鲜活明丽，笔墨不多而形象生动活泼；精肖像画，喜用中锋，浅描淡染，寥寥数笔而神情逼真，执法独到，画风在江南一带影响极大，与任熊、任薰、任预并称画坛任门“四杰”。现存作品颇丰：《野塘两石》、《芭蕉绣球》、《紫藤鸳鸯》、《池塘睡鸭》、《黄花红叶》、《鸡》、《秋雨梧桐》、《落花飞燕》、《讥看天图》、《沙馥小像》、《五谷丰登》、《钟馗》、《倒骑驴图》、《牧牛图》等。其女任霞，子任堇，均工诗文、书画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卒，年五十六。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等有录。

王羲之(321～379)，字逸少，原籍山东琅琊(今山东临沂)，定居会稽山阴。出身贵族，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，伯王导，晋元帝时丞相。其幼时言语迟钝，及长始显才华。性坦率，不拘礼节，有“坦腹东床”佳话。初仕为秘书郎，累官至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故世称“王右军”。当时，东土饥荒，羲之辄开仓赈贷。朝廷赋役繁重，吴会更甚，每上疏争之，多被听纳。羲之淡泊名利，雅好养性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终仕之志。朝廷爱其才，频召为侍中、吏部尚书，皆不就。后称病去官，“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，弋钓为娱”。善作文、工书法。原师事钟繇，但博众家之长，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，独创妍美流畅之风格。

羲之七子：献之、凝之、徽之均善书，尤以第七子献子成就最著。相传现存兰亭“鹅池”碑，“鹅”字为羲之所书，“池”字为献之所续，世称“父子碑”。著有《王羲之集》10卷，已散佚。明人辑有《王右军集》传世。因其书法而得名之遗迹，尚存兰亭、笔飞弄、笔架桥、题扇桥、躲婆弄等。羲之舍宅为寺之戒珠寺，现辟为纪念馆。《晋书》有传。

汤绍恩字汝承，号笃斋，四川安岳人。嘉靖五年(1526)进士，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迁德安知府，寻移绍兴知府，累官至山东右布政使。后致仕归，年九十七卒。汤为人宽厚俭朴，内服疏布，外以父所遗旧袍袭之。为政持大体，不事苛细，不以廉自炫。知绍兴后，新修学宫，广设社学，缓刑罚，恤贫弱，旌节孝，济灾荒，深得绍兴人民爱戴。

文种名会，字伯禽、子禽，春秋楚之邹人。公元前494年，句践败于夫椒，使文种议和，成。句践入质吴国，命种守越。种焦思竭力，恢复生产，治理国政。“外守疆土之界，内修耕战之备，无遗荒土，百姓亲附”。句践归国，问政于种，种曰“爱民而已”。“利之无害，成之无败，生之无杀，与之无夺。”“无夺民所好，则利也。民不失其时，则成之。省刑去罚，则生之。薄其赋敛，则与之。”“善为国者，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，如兄之爱其弟，闻有饥寒为之哀，见其劳苦为之悲。”越王乃缓刑薄罚，省其赋敛。于是人民殷富，皆有带甲之勇。种又献伐吴“九术”(《史记》作“七术”)：一曰尊天地，事鬼神；二曰重财币，以遗其君；三曰贵籴粟槁，以空其邦；四曰遗之好美，以为劳其志；五曰遗之巧匠，使起宫室高台，尽其财，疲其力；六曰遗其谀臣，使之易伐；七曰强其谏臣，使之自杀；八曰邦家富而备器；九曰坚厉甲兵，以承其弊。句践仅用三术而灭吴。

灭吴后，范蠡功成身退，曾致书种，劝其应识“高鸟散，良弓藏；狡兔尽，走狗烹”之大势，早日离越。种不忍而称病不朝。人诬其作乱，越王赐种剑曰：“子教寡人伐吴七术，寡人用其三而败吴，其四在子，子为我从先王试之”。种遂伏剑自杀。赐葬卧龙山，故名种山。现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，府山望海亭东侧有文种墓。《史记-越王句践世家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均有载。

秋瑾(1875～1907)，女，原名闺瑾，字玉贞，小字玉姑，后易名瑾，字璇卿，号竞雄、鉴湖女侠，别号汉侠女儿，另署秋千。祖籍绍兴山阴漓渚(福全)人，出生于福建闽候县。自幼喜好诗文，尤慕剑侠，豪爽奔放。稍长，随四表兄习棍棒拳术、骑马击剑，性格倔强。

秋瑾目睹清廷腐败和民族危难，遂荫生“置生死于不顾”，献身救国之志。三十年，冲破家庭束缚自筹旅费去日本留学，入东京实践女学校学习，积极参加留日学生革命活动。七月再赴日本，经黄兴介绍，在日本会见孙中山，加入同盟会，并被推为同盟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。因反对日本“取缔留学生规则”，年底回国。三十三年初，接任绍兴大通体育师范学堂督办。“大通”名义上是培养小学体育师资，实际上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干校。l~6月间，一面与教员王金发、竺酌先等在和畅堂秋瑾制定秘密；一面派亲信去诸暨、嵊县、新昌、义乌、金华、丽水等地联络会党。多次往来于上海、杭州，在浙江新军和杭州武备学堂、弁目学堂中发展同盟会组织，吸收光复会员，曾亲拟《光复军军制稿》，在杭州白云庵召集浙江各地会党，正式组织光复军，推徐锡麟为首领,自任协领，商定五月下旬浙、皖联合起义会攻南京。因叛徒告密，7月6日，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义，失败。7月13日(六月初四)，清派兵包围大通学堂，秋瑾被捕入狱。于初六日(7月15日)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，年仅33岁。次年，好友吴芝瑛、徐自华按照烈士生前愿望，几经周折，遂将其遗骨葬于杭州西冷桥畔。

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亲笔为秋瑾题写“巾帼英雄”四个大字，并书楹联一副：“江沪矢丹忱，感君首赞同盟会；轩亭洒碧血，愧我今招侠女魂”。民国十九年(1930)在古轩亭口建“秋瑾烈士纪念碑”，府山之巅建“风雨亭”以志纪念。建国后，辟秋瑾故居为“秋瑾纪念馆”，定“秋瑾故居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“秋瑾烈士纪念碑”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鲁迅 (188l～1936)，原名周树人，幼名樟寿，字豫才，鲁迅为其主要笔名。绍兴城区都昌坊人。祖父周介孚，清翰林院庶吉士；父周伯宜，秀才，屡试不中；母鲁瑞，绍兴县孙端镇安桥头村人。兄弟3人，鲁迅兄长，次作人，幼建人。

鲁迅7岁上本家私塾读《鉴略》，12岁进“三味书屋”，师寿镜吾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光绪十九年(1893)秋，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狱，鲁迅先后到绍兴县皇甫庄和小皋埠舅家避难。二十年(1894)父病不起，常常出入当铺和药店，为医治父病而到处奔波，家道渐由小康坠入困顿而受人白眼。期间鲁迅和农民及农民子弟有较多接触，因而激起对“上流社会的堕落”之憎恨和对“下层社会的不幸”之同情。

光绪二十四年5月，鲁迅母尽家中所有为其凑足18元盘川，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铁路矿务学堂，二十七年毕业。二十八年2月以官费留学日本。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和普通科，课余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之革命活动。三十年9月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，后因痛感学医并不能改变国民精神，于是弃医从文。三十二年至东京，开始从事文学活动，翻译介绍俄国、东欧等国文学作品。三十四年加入光复会。宣统元年(1909)夏回国，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。二年7月，回绍兴，任绍兴府中学堂(今绍兴一中)监学兼博物教员。辛亥革命成功后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(校长)。民国元年(1-912)2月，应蔡元培之邀，去南京教育部任部员，5月，随教育部迁往北京，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，8月任教育部佥事。六年因张勋复辟辞职。七年1月，参加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工作，同年4月，始以“鲁迅”笔名发表第一篇白话《狂人日记》。九年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，积极组织和支持《语丝社》、《未名社》等进步社团，培养青年作家，促进新文化发展。在女师大“风潮”、“五卅”、“三.一八”惨案等重大政治斗争中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写下许多如“匕首”、“投枪”之杂文。十五年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通缉。9月南下厦门，任厦门大学教授。十六年1月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文学系主任，后兼教务主任。4月，为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。“四●一二”，对鲁迅触动很大，思想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。10月抵上海，与许广平同居，从此定居于上海。

鲁迅在上海10年，认真研究理论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。十九年起先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，团结左翼文艺工作者，并以杂文为武器，抨击国民党统治，写下《二心集》、《南腔北调》等10余本杂文集和《朝花夕拾》、《野草》等散文集。

夏禹《史记-夏本纪》载：禹为黄帝轩辕氏之玄孙，姓姒，名文命。禹为人“敏给克勤；其悳不违，其仁可亲，其言可信；声为律，身为度，称以出，亹亹穆穆，为纲为纪。”禹治水有功，初被封为夏伯，故称“伯禹”。后受舜禅，禹制贡法，根据各地出产确定应纳贡品，名曰“定贡”。为志禹功，《尚书》以《禹贡》名篇。主张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，曾向帝舜献“九功惟叙，九叙惟歌”之谋，舜善其言，赞禹功为“地平天成，万世永赖”。其子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。

竺可桢 (1890～14)，又名绍荣、烈祖、兆熊，字藕舫，绍兴会稽东关(今属上虞市)人。光绪二十年(1894)入东关镇敬义小学。三十一年5月，进绍兴东湖通艺学堂，半年后考入上海澄衷学堂，三十三年转入复旦公学。宣统元年(1909)考入河北唐山路矿学校，二年毕业。后考取第二次“庚子赔款”赴美国留学公费生，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，民国二年(1913)毕业，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学习气象。五年，在美国加入任鸿隽、杨杏佛等发起之“中国科学社”，任《科学月刊》编辑。七年秋，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应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。九年，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(东南大学前身)地理系主任。十四年，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，任该馆编辑。十五年，到天津南开大学教地理学和气象学。十六年，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建气象研究所，次年，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，建立南京气象台，开展气象研究，奠定我国现代气象事业基础。十九年起彻底结束中国领土和海域之天气预报由外国人发布之历史。二十二年4月，委任为中国出席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代表。二十五年4月起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解放。学校几度搬迁，在十分艰难条件下，始终依靠师生，坚持“求是”校训，并亲自撰写《求是精神和牺牲精神》一文，提倡追求真理，不怕牺牲之精神，聚集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，使学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学。抗日战争期间，率领浙江大学师生西迁，转辗赣、湘、两广到达遵义，被誉为“文军的长征”。三十五年，迁回杭州。在反内战、反饥饿斗争中，积极支持于子三等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，公开揭露派于子三真相。次年7月，当选为党团合并后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。三十七年3月，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。

竺可桢

解放前夕，断然置国民党要其赴台湾之种种威胁利诱于不顾，奔赴上海。1949年7月，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；9月，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担任中央人民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、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气象学会会长、中国地理学会会长、中国科学院生物学、地学学部主任、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、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、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、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常务委员会委员。1962年6月，加入中国***。

竺可桢学识渊博，治学严谨，致力于许多学科研究，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，在气候变迁、物候、农业气候、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皆有卓越见解和杰出贡献，曾发表论文240余篇。从1936年1月1日起到14年2月6日逝世前一天止，气象日记无一日间断，共计800万字。1955年至1960年间，虽年事已高，仍经常到西北黄土高原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地考察。主要论著有《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》、《远东台风的新分类》、《中国气流之运行》、《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》、《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》、《论我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》、《物候学》、《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、《中国的亚热带》、《东亚天气类型的初步研究》等，已辑有《竺可桢文集》。《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》等有录。

王冕 (1310—1359)，宇元章，浙江诸暨人。他是元末文坛有影响的诗人，又是画坛上以画墨梅开创写意新风的花鸟画家。他的诗常流露出对元朝统治的愤懑情绪，而他的墨梅也借物抒怀，自认喜写“野梅”，不作“官梅”，以蔑视当时那些“峨冠腐儒”。晚年他避居会稽九里山，自筑“梅花屋”，种粟养鱼，以清贫生活了其馀生。

范蠡字少伯，又称范伯，春秋末楚国宛三户(今河南南阳一带)人。出身贫寒，微时“佯狂、倜傥、负俗。”文种任宛令时，与之交。后同至越国出仕，俱为著名大夫。

公元前494年，句践伐吴，范蠡谏阻，不听，遂遭失败。退保会稽山后，献卑身厚赂，乞成于吴之计，订城下之盟。范蠡随句践质吴三年，夫差劝其弃越投吴，委以重任，范不为动。含垢忍辱，卑辞厚赂，终于使句践化险为夷，平安返越。及归国，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。句践奋发图强，筑城立廓，发展生产，以俟时机。蠡倡“道”、“气”，主“恒”、“常”，重“持盈”、“定倾”、“节事”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时势必有盛衰，顺其自然，待机而动，才能取胜。经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”，终于兴越灭吴，完成句践称霸大业，使越国成为强国。

灭吴后，范蠡功成身退，乘舟浮海，离越适齐，化名“鸱夷子皮”，经商治产，获利千万，受任齐相。后弃官散财，间行至陶(今山东定陶西北)，逐什一之利，复赀累千万，自号陶朱公。范蠡著作甚丰，惜大多散佚，仅存《养鱼经》，为我国最早内塘养鱼专著。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供世人瞻仰。《史记-越王句践世家》有专记、《史记-货殖列传》有载，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述其详。

蔡元培 (1868～1940)，字鹤卿、孑民，号孑农，绍兴山阴(今越城区)人。光绪十五年(1889)举人，十六年会试贡士，未殿试。十八年补殿试，为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。甲午战争后，开始接触西学，同情维新。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，提倡新学。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，出任南洋公学教习。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，任事务长。夏，游历日本，同年秋回国，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，任总理。并以《晨报》为阵地，提倡民权，宣传排满革命。三十年冬与陶成章、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，被推为会长，次年加入同盟会。三十年赴德国留学。

民国元年(1912)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，主张用西方教育制度，废止祀孔读经，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，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携眷赴法，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。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，支持，提倡学术研究，主张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实行教授治校。“五四”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，多方营救被捕学生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主张抗日，拥护国共合作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)与、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。曾电救杨开慧烈士，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，营救丁玲、朱宜权等***员。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。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。

句践 (约前520～前465)，其先禹之苗裔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祀。句践元年(前496)，吴王阖闾兴师伐越。句践“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”，一举打败吴军，射伤吴王。吴王阖闾临终告诫儿子夫差：“必毋忘越”。夫差接位后，遵照遗训，日夜勤兵，矢以报越。句践得悉，主张“先吴未发往伐之”，范蠡谏告，勿听，被夫差“悉发精兵击越，败之夫椒(今吴县椒山)。”句践率残兵五千，退守会稽山上。夫差追而围之。句践以“卑辞厚礼以遗”之计，派文种向吴求和。初，吴王夫差纳伍子胥之谏，勿许。句践“欲杀妻子，燔宝器，触战以死。”文种谏而献“以美女宝器厚赂吴太宰嚭”之策，终于使夫差同意赦越，罢兵而归。

句践五年(前492)五月，句践夫妇偕范蠡入质于吴，囚于石室。“服犊鼻、著樵头；夫人衣无缘之裳、施左关之襦。”句践斫养马，夫人给水、除粪、洒扫。三年不愠怒，无恨色。“问疾尝粪”，博得夫差欢心，得赦归国。

句践七年(前490)归越，卧薪尝胆，誓复吴仇。身自耕作，与百姓同其劳；自奉极微，出不敢奢，入不敢侈；内修其德，外布其道；充实府库，垦其田畴；缓刑薄罚，省其赋敛；奖励生育，训练士兵。纳相国范蠡建议，选四达之地筑城立廓，以图霸王之业。先建小城，后建大城。于是人民殷富，社会安定，士民皆欲与报吴耻。

句践十五年(前482)，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，太子留守，国内空虚。句践发兵四万，亲率君子(亲兵)六千伐吴。败吴师，获太子友，破吴都，焚姑胥台。夫差请和，句践自度未能灭吴，许之。句践十九年，再度伐吴，战于笠泽，三战三胜。二十一年再次伐吴，围攻三年，夫差求和不成自杀，终于句践二十四年(前473)灭吴雪耻。

葛云飞(1789～1841)，字鹏起，又字凌台，号雨田，清绍兴山阴天乐乡(今属萧山市)人。生于行伍之家，幼好读书，颖悟过人，后从父习武。读《宋史-岳飞传》至“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”时，谓人曰：“此举其大者而言耳，非谓武将可以爱钱也。”读《明史-周遇吉传》曰：“谅为烈士当如此矣！”

嘉庆二十四年(1819)武举人，道光三年(1823)武进士，七年署黄岩镇水师中营守备。巡洋遇盗艇，以灭灯诈为商船诱盗近舟，力擒剧盗陈兆龙等9人。二十一年(1841)正月，伊利布令定海镇总兵交涉归还定海，释安突得事。葛坚持先归地后释俘，迫使英军就范，撤离定海。八月，英将朴鼎查再犯定海，葛约寿春镇总兵王锡朋，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分守晓峰岭、竹山门，而自以主将据冲要挡敌。十二日英船29只闯入竹山门，葛在土城亲燃大炮击断其头桅，英军遁出。又令游击张绍廷迎头截击，英军退走，得旨嘉奖，赏提督衔。适夜英军复大至，虽力战，然敌军仍盛，飞书大营请援，弗许。云飞秘不发，加意抚慰士卒。天雨，霪潦中屡战挫败，激战6昼夜，仅啖饼数枚，战士亦然。最后敌攻破竹山门，薄土城，葛率部卒200余人持刀步战2里许，格杀无算。身受40余创，炮洞胸背，仍挥刀杀敌。终因多次中弹，依崖而殒，壮烈殉国。义勇徐保夜负葛尸，以小舟渡抵镇海。宣宗挥泪下诏，颁金治丧，以提督例恤，谥壮节，葬于今萧山所前乡三泉王村黄湾寺北。

葛云飞文武双全，著军事著作多种，有《名将录》、《制械要言》、《制药要言》、《水师缉捕管见》、《全浙沿海险要图说》及诗词若干卷存世。事母孝，母亦知大义，丧归，一恸而止，曰：“吾有子矣！”《清史稿》有传.